41年前，Ta从德国来到华科大！

“海关总署：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诺市

大众汽车厂基金会董事会

向我院赠款一百万德国马克

资助建立实验医学中心实验室

……

第一批仪器是电子显微镜及其附件

已在西德装箱待运

不久即可到达

特申请办理免税手续

请予以审批”已经消逝在历史中的名词是否让你感到陌生？近日，我校一份42年前的文件“浮出水面”生动记录了中德医学界跨越百年的情谊走进校史，一起来了解这段不为人知的华科大故事——

意外的发现

不久前，我校实设处工作人员在办理设备报废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张1982年的进口科教用品免税申请单，上面写道：“卫外事字第206号文……价值35万马克的电子显微镜及附件一套。”据经济学院教授欧阳红兵介绍，当时的人民币与马克的汇率约为1:1.286，35万马克折合人民币约27.2万元。公开资料显示，1982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798元。

这台电子显微镜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它高约2.5米，重3吨，占地5㎡，分为底座和镜筒两个部分。

虽然世界上第一台商用透射电镜早在1939年就已经研制成功，但对于长期经受西方科技封锁的中国来说，这台透射电子显微镜绝对是当时稀罕的“宝贝疙瘩”。我校为其专门成立了电镜室，配备专业团队进行使用和管理。

德国企业为何

向一所中国高校捐款？

又是谁促成的？

让我们一起

从这张申请表中寻找线索

溯源中德交流

表中的“我院”武汉医学院，就是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前身。同济医学院自创立起，就与德国渊源颇深。

为了纪念宝隆博士而修建的同济医学院宝隆广场。

1907年，德中双方在上海创办上海德文医学堂，由德国医师埃里希·宝隆（ErichPaulun）博士任首任校长。

“同济”与华科大

1908年，德文医学堂更名同济德文医学堂，后又于1927年更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1950年全国进行大学院系调整，1951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同济医院内迁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汉口协和医院合并组建中南同济医学院，后于1955年8月更名为武汉医学院，1985年7月更名为同济医科大学。2000年同济医科大学与原华中理工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组建华中科技大学。

二战爆发，中德医学交流被迫停滞，不曾想这一停就是数十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方渐渐复苏。提到这段历史，就不得不提华科大“同济双壁”——裘法祖、武忠弼。

中德交流的见证

裘法祖（1914—2008），男，浙江杭州人。1932—1936年就读于同济大学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1939年毕业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曾任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外科主任、武汉医学院副院长兼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武汉医学院院长、同济医科大学名誉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等。担任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编写了以五年制医学教材为主体的50多种医学教材。历任全国第三届政协委员，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

武忠弼（1919—2007），男，安徽定远人。1945年武忠弼从同济大学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起任病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原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副教务长、副院长，原同济医科大学、同济医学院对外联络校（院）方代表等职；先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卫生部教材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电镜学会副理事长等。1988年当选德国科学院院士。

1978年，世界知名的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派出一个展团到中国部分高校进行书展。展团来到我校时，时任副教务长的武忠弼组织12名曾经留学德国的教师与出版社代表座谈。当双方以流畅的德语交谈时，德方负责中国事务的代表惊呆了：“我们在武汉发现了一个会讲德语的小岛！”这次交流为中德医学交流的正式恢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9年，武忠弼在民主德国（东德）进修时与德国友人的合影。

武忠弼1936年考入同济大学附中，当时附中用德语教学。1939年他考入同济大学，教师也用德语授课。加上武忠弼早年有德国进修的经历，因此他的德语水平很高，德国友人盛赞他具有“标准柏林首都腔”。此外，他善于沟通，被誉为同济医学院的“外交家”。

1979年，原武汉医学院专家组和德国专家合影，二排左一为武忠弼，左二为裘法祖，一排左二为裘罗懿。

武汉医学院五位专家作为中国器官移植考察组成员访德，左二为武忠弼，中为裘法祖。

1979年9月，应德方邀请，卫生部牵头组建中国器官移植考察组赴联邦德国（西德）访问，武汉医学院5位专家为考察组成员。此行开启了同济医学院与德国医学界中断已久的“破冰之旅”，同济医学院因此恢复与德国联系。

当然，武忠弼正是5人之一，另一位“破冰者”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

裘法祖（左一）、裘罗懿（右二）、武忠弼（右一）与德国友人合影。

裘法祖有着近十年德国求学和工作经历，其夫人裘罗懿（Loni）是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德国人。在德国考察期间，裘法祖夫妇广泛与德国医学界人士联系，介绍医学院的发展现状，打通与德国医学科学界的联系渠道，为后续的中德医学交流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回忆录《写我自己》中，裘法祖回忆：“1979年我和妻子重访Bad Tölz，出乎我意料的是，竟有不少老病人前来欢迎我，送上花束感谢我。”

大众汽车公司捐款证书。

1980年10月，国家科委邀请联邦德国科技部部长豪斯（Hauss）、大众汽车厂基金会秘书长波尔斯特（Dr.Borst）来华访问，裘法祖和武忠弼为争取外援亲赴上海与豪斯先生、波尔斯特先生会晤，商谈援赠武汉医学院科研仪器、设备事宜。

武忠弼与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代表洽谈（1981年）。

多次商谈后，联邦德国政府同意由大众汽车厂基金会援赠100万马克购置仪器设备以改善武汉医学院的科研条件。1981年3月26日，赠款仪式在武汉医学院举行，原国家卫生部、湖北省政府、大众汽车厂基金会、医学院等领导和医学院教职工代表共200余人参加设备捐赠仪式，一起见证了中德友谊之花在武汉医学院落地生根。

德国捐赠的款项怎么用？用来买什么才能最大程度发挥作用？武忠弼在1959年受卫生部派遣赴民主德国科学院深造，因而成为我国医学界最早应用电镜技术的专家之一，他深知，电子显微镜作为大型科研设备，对于医学和生物学研究意义重大。在他的努力下，捐款的部分用于购置这台电子显微镜。

实验医学研究中心大厅悬挂的纪念德国著名科学家Paul Ehrlich的铭牌。

这台“宝贝”放在哪？申请表上的说明“安装在我院中心实验室为全院科学研究服务”，其中的实验医学中心（即后来的“保尔·艾尔利希研究所”），尚处于紧锣密鼓的工程施工阶段，7000㎡的工程造价为人民币210万元。而按照当时的汇率，这一套电子显微镜的价格就占整个基建工程造价的近13%。这张特殊的进口免税申请表好似一场“及时雨”，就此拉开了尖端进口设备服务医学院基础研究的序幕。

由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援建的武汉医学院实验医学研究中心。

1983年，设备送抵武汉医学院，同年10月，实验医学研究中心正式启用，这台电镜就安装在电镜室。也是在这一年，武忠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以电子显微镜为基本工作平台的超微病理研究室，并主编系列专著，为普及超微病理学和培养相关人才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那之后，同济医学院电镜室在硬件设备、科研水平和临床诊断等方面长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为学院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助力。

“中德合作计划在16年间实施十分顺利，总共有超过300名中国医生获得奖学金，其中超过半数来自当时位于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Manfred Blank教授回忆。

“他（指武忠弼）与裘法祖一道，积极推进同济医科大学对外交流，并使自己的母校逐渐成为世界知名高校，如果没有武忠弼和他的终生挚友裘法祖，学校的医科发展就不会顺利起步，也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德中医学协会原理事长Wilhelm-Wolfgang Höpker教授写道。

“他们（指赴德进修的中国医生）在德国得以了解现代医学的最新进展……这些医生回国后，多成为各自领域的专业骨干。”Micheal Roggendorf教授回忆。

在这之后，我校与德方的交流从医学卫生领域扩展外交层面，到成为了中德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窗口并一直延续至今。1981年和1984年，联邦德国前总统谢尔、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分别访问同济医学院；2006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接见武忠弼教授；2018年，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接见王伟教授；2019年，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行到访我校，参观了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中德友好医院）。

武忠弼给德国外宾展示电镜下的微观世界（1984年）。

20多年间，这台透射电镜为全院的科研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多次迎接中德相关政府机构和企业人士参观考察，成为了中德友谊的历史见证者，也成为我校同济医学院“求真务实、开放合作”办学精神的一个时代注脚。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这台透射电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它作为学校发展的见证，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现在就保存在华科大校史馆中。

一段岁月沉淀一份感情一件旧物承载一份记忆这张40多年前的进口免税申请表无声地诉说着华科人创业之艰再次抚摸这台老旧的透射电镜它能带我们穿越时空回望初心、奋勇向前！

华中科技大学（ihuster）

来源 / 华科大新闻中心 实设处

特别鸣谢同济医学院

档案馆 图书馆

基础医学院 经济学院

校史研究室

策划 / 王潇潇

文字 / 汪伟颋 余凯

编辑 / 汪伟颋 史梦诗

校对 / 郭雨辰 左盈